被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变的人生

　　向上的动力是什么？

　　感叹工资太低，是近年来许多年轻公务员同声抱怨的事情。他们在网络上自发晒工资，向将信将疑的群众，展示自己非但不是油水丰厚、反而低得可怜的工资条。

　　九江县公务员的抱怨，很容易引起共鸣。在中部某省人社厅工作十年的刘凡，2011年升到正科，但他的工资不过涨了三百块钱，平均每年只有十几元的涨幅。

　　他注意到了国家推进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，但由于不是试点县，他不知道试点的详情，愿意想象的，只是“大幅增加每一级别的工资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2007年，湖北远安县就低调试点了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，时间长达3年。远安的试点与九江县相比，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。远安的晋升职级只有两档“副科级非领导职务”、“正科级非领导职务”，晋升条件中，年度考核、现任职务、年限为直接影响条件，除此之外还要求“在单位表现突出，群众公认”。例如晋升副科级非领导职务，要求“科员8年以上，连续2年年度考核优秀或近5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，在本单位表现突出，群众公认”。同时，对晋升职数和晋升程序都有更加繁琐的规定。

　　时任远安县委组织部长夏锡璠是当时试点的操盘手，如今已经是湖北石首市的市长。他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请求。那次的改革试点究竟取得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，人们无从得知。

　　2010年，试点结束后，这位基层组织部长曾专门撰写过一份近两万字的材料，言辞恳切地点出当下公务员制度的弊端，追问“当一个科级机关人员的职务或最高级别都达到了正科级以后，再激励工作奋发向上的动力是什么”？此外，他还亲自动手设计了一套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方案。在这个方案中，他提出应建立公务员职业化制度、领导职务届期制度、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。

　　无论是远安还是九江的改革，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夏锡璠提出的一连串问题：人们达到了可以达到的最高级别以后，年度考核是不是就成了形式主义？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成了一句空话？怎样才能让老实人不吃亏？他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县市区，是我国执政体系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一个层级，但在干部的待遇上一点也看不出对这个重要层级的重视。”在基层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让

　　许多基层公务员开始憧憬，但在中直机关，多年来一直试图推进的“同城同酬制度将被落实的消息也在中央部委公务员中间传开了，甚至有人给出了具体的两步走方案。南方周末记者就此向人社部和财政部求证，截至记者发稿时并未收到任何回应。

　　临时性修补

　　“公务员的工资，从国家设计的基础工资上来讲，一直是偏低的。”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说，多年来，他一直在研究内地公务员工资问题。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，目的在于为公务员提供另一条工资增长的阶梯，稳定公务员队伍，并起到激励作用，但若是整体程度和涨幅偏低，效果就要大打折扣。

　　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。

　　早在2006年的公务员法当中就为基层公务员设计了一套晋升渠道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曾参与公务员法的修订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十年前公务员法起草小组的想法。当时，针对基层公务员晋升的天花板，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设计“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的双梯制”，让公务员职务不晋升，但可以通过级别升带来工资晋升。在方案中，规定了“公务员级别与工资等待遇挂钩”，但在落实过程中，这个“工资等待遇”就简化成了基本工资待遇。由于级别目前只与级别工资挂钩，但与占公务员收入大头的津贴并不挂钩，最终级别晋升的“激励效果不大”。公务员的津补贴制度，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缓解基础工资偏低的

　　问题，各个地方，根据当地的物价等实际情况，确立津补贴的数额。但由于不透明，这也成为公众质疑“公务员喊穷”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在刘凡的工资结构中，正科级的他，基础工资1115元，津补贴则有2490元，后者反而是工资的大头。而津补贴同样与职务挂钩，“我们省里，除了260元的电话补贴，其他津补贴全部都是按职务来分的，官越大钱越多”。

　　其中的弊端不难想象，不同地区、不同部门滥发津补贴的现象，虽经中央屡次打击，但也时时反复，由此滋生的腐败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

　　虽然承认公务员基础工资偏低，但在各地进行过公务员薪酬调查的吴木銮也发现，用大数据调研的结果，公务员的个人支出并不低，“他们账面上的工资很难解释这个现象。”隐性福利、灰色收入……由此引发的，则是民间对于公务员工资改革的不信任情绪。

　　2014年1月，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的两千多条网友留言显示，超过67%的网友不赞成公务员加薪。和中直机关调薪一样，职级与职务并行的试点，刻意低调，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悄然进行。其中缘由，九江县人事局局长吴文丽也认为“这是一个政策性太强、太敏感的事情”。而年限太长，增长幅度不大，这些试点中被反映的问题，似乎也是一种刻意的保守。毕竟，小步慢跑的改革，在近三十年的历史上，所在多有。

　　“没有社会共识。”吴木銮说，对于公务员工资改革，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，“政府不缺钱，但老百姓不同意，网民骂得厉害。”刘凡将自己没有涨工资的八年形容为“悲惨的八年”。他不认为是省里面不想涨工资，“肯定向中央打过报告了。”

　　这样的谨慎，吴木銮认为是自己把自己套住了，由于中国对公务员工资一贯保持的保密态度，让外界很难清楚了解公务员工资的真实情况，“在欧美、香港，公务员工资的数据是公开的，要是完全落后了，是可以涨工资的，没有人会说有问题。”

　　也正因此，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昕教授看来，推动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，无法解决公务员工资改革面临的最根本问题——无论是其中存在的基础工资偏低的问题，还是隐藏的腐败风险。

　　这更像是在当前公务员士气低落的情况下做出的安抚之举，只是一项“临时性的修补”。